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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年 探寻中华历史传承之“路”——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科研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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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金秋时节,来自五洲四海的新老朋友相聚北京,共同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话下一个“金色十年”的崭新篇章。回望历史,公元前140年左右,一次“凿空之旅”开辟了中国与西方世界联通的道路,并逐渐凝聚出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一精神传承至今,成为了今天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屹教授组建的“古文献整理与中古史研究团队”成功入选2022年度“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支持计划”。团队立足历史学院学科优势,以对各类历史文献开展综合性研究为中心任务,通过原始材料整理及数字技术方法运用,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历史资料支撑,并为建立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历史理论体系贡献智慧。


用科学方法搭建平台,勾画古丝路发展的历史图景

这条“路”,跨越古今,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它既是中古时期的“丝绸之路”,也是当下的“一带一路”,二者蕴含着同样的精神内涵。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正式形成的,以西域为中心、东西延展的道路,构成了古丝绸之路的地理网络,奠定了东西交往的基本格局,通过经济贸易互联互通,极大地推动了汉唐盛世的形成。如今在新时代的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我国广袤的中西部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开放了与世界联通的渠道,再一次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繁荣与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贡献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古文献整理与中古史研究团队”的基础,是由宁可先生创立、郝春文教授发扬的首都师大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术传统。敦煌学是过去几十年中,能够让首都师范大学的中国史学科不仅在国内学界,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能叫得响的一张名牌。郝春文教授领衔的英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是我国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也是首都师大第一个国社科重大项目,迄今已经持续了十三年,是本团队的核心力量和支柱。团队带头人刘屹教授认为,在新时期和新形势下,除了继续坚持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传统,我们也要有意识地将学术视野扩展到丝绸之路全线去。



郝春文教授《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1-15卷出版发布会

游自勇教授任副主编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

团队成员张萍教授立足于历史学院在中古史和敦煌吐鲁番学方面雄厚的科研实力,汇聚学界历史地理信息建设学者,运用网络技术及“WebGIS”技术,建立了“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平台”,重构2000年历史跨度的丝绸之路沿线地理环境,模拟其变迁过程。同时,该平台针对古丝绸之路沿线人文发展等要素,对影响其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为研究丝绸之路沿线社会变迁过程提供一个基础的、可视化的网络综合历史地理信息平台,成为辅助政府决策、开展丝路研究、传播丝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张萍教授牵头建设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


从历史研究中汲取智慧,服务当代国家社会发展

这条“路”,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脉相承。汉唐盛世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治理密不可分。从历史的角度观察问题,在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方面,两千年前,一道诏令由长安发出,经历层层传达,最终送到镇守边疆的一座座小小的烽火台中。今天,一份文件经历逐层传达落实,切实服务于基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古今行政公文在传递形式上看似“不谋而合”,实则背后体现着社会运转方式的历史传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团队成员游自勇教授认为,“历史能够实现与现世的连接,并启迪未来。”首先,历史能够揭示古代的社会情况与人民生活景象,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保留并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好历史故事是第一要义。团队成员张金龙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古史的研究,是国内少数能够兼治南朝史与北魏史的学者之一。他主持修订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的《南史》,贡献了一个文本准确、校勘精良、标点合理的修订本。在讲好故事的基础上,思考历史对当代社会能够有何启迪,也正是历史学中“以史为鉴”功用的体现。汉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闪耀的时代,其之所以为“盛世”,与当时国家所实施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治理息息相关。而对于当代社会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言,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与理解,我们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实现历史对当今社会的反馈作用。


张金龙教授主持修订的《南史》修订本出版


张天虹教授《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与聂溦萌副教授《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


了解历史发展规律,追本溯源体悟中华文化精神

这条“路”,诉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欣欣向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也不断有外来文化的传入。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中汉唐时期作为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形成期,探讨这一时期我国的宗教信仰与文化对于理解汉唐盛世的形成、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刘屹教授带学生在野外考察

讲好中国当代故事,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历史上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团队带头人刘屹教授曾长年从事敦煌学、道教历史与文献研究,近年转向佛教史与佛教艺术、丝路地理(特别是现代国境线之外的)交通路线研究。能够出入于佛道两端,在国内宗教史学界独树一帜。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探索与深耕,刘屹教授对于中古经教道教的形成、印度佛教思想的中国化等深层次命题,有着深入理解;并在中国佛教在亚洲佛教世界的地位和影响、早期佛教艺术、丝路地理交通等领域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为在比较视野下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以及中华文明对周边世界的影响力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认为,历史学是靠具体的史料说话的,所以我们这个团队长期致力于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资料的文献学整理与历史学的史学阐释相结合,同时也注重考古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相得益彰,关注考古资料对构建理解历史文献的历史语境的重要作用。我们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绝不是停留在对文献的文本整理,而是要将出土文献当作一手历史资料来娴熟运用,最终目的是为解决一些认知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方面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兴趣不是为了追求新出土资料的独特性,而是要整合一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利用一切可以解释的文字与实物资料,从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切入点入手,由点及面,以小见大,最终服务于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系统性理解和阐释。


发挥学科优势,走上本土化史学理论建构之“路”

这条“路”,是中国史学研究者不断接力传承走出的中国本土化史学研究之路。现代中国历史学是在近代西方学科体系传入中国的大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许多理论、术语和史学观念引进自西方。随着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学者们逐渐发现早年所借鉴的西方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历史研究需要。所以摆脱西方理论体系,形成本土化的史学理论建构,锻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观,成为了学界所关注和呼吁的重点问题。

团队成员游自勇教授认为,要摆脱西方理论体系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束缚,必须要立足本土经验,在精研本土文献中寻找答案。一方面,西方学者因为社会文化差异与语言隔阂,对于中国本土文献的研读水平与中国学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发现的出土文献数量不断增多,为本土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性史料。这两点为我们自主研读最经典、最基础的文献,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指导中国史学研究实践的理论架构提供了可能。

针对这一问题,我校历史学院“古文献整理与中古史研究”团队立足史学研究实际与现有成果,从方法与技术层面提出了对于古文献整理的实践思路:

1.立足多重证据法,打通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间的壁垒

在历史学研究中,基础文字材料主要来源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传世文献”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材料,例如点校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经由考古挖掘出土的文字材料,既包含书面文献,又包含带有文字的考古实物。相比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能更精细地揭示历史某一时间段社会的运转方式,展现更为真实的历史情况。

基于不同类型文献的特点,近代学者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提出历史研究应当将传世文献与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相结合,这一方法逐渐为学界所接受,并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三重、四重乃至多重证据法,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视觉文献等其他多类型文献综合对比与考察。



敦煌莫高窟所出《佛说十王经》(局部)

为了打通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间的壁垒,历史学院研究团队在历史研究中基于多重证据法,借鉴考古学、艺术史、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和技巧,采用多学科交叉的形式开展研究,力求实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通互鉴,全方位多角度勾勒出历史发展的面相。

2.基于数字技术,实现对文献的整体性梳理把握

在大数据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资料获取、处理方式的变革。在技术方面,历史学院科研团队计划采用电子检索技术与图像处理技术,实现对文献信息的链接与处理,为团队在基础史料的研究方面提供有力支持。

其中电子检索技术是基于对史学材料的数字化整理,形成可供查找的数据库,进而实现高效的文献检索。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在进行文献整理时,有时很难确定它们的性质,只能依靠人脑对文献的记忆。而数据库和电子检索技术的出现为文献整理节省了大量的人工核查成本,能够快速地实现对文献信息的勾连。

同时,由于出土文献的特殊性,目前在中古史研究中收集到的出土文献多为残片,且同一个完整文献中不同残片七零八落,归属各不相同,导致学者很难从整体把握文献内容。针对这一问题,团队通过使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借助图像处理软件实现对文献残片的缀合与复原,以实现对文献的整体研究。



利用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形成《礼记·坊记》缀合图

“敬畏学术,追求卓越”,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院训,也是团队师生所共同追求的治学精神。在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方晓辰看来,“在团队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尊重、理解和包容不同观念,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为将来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在注重治学精神的同时,团队教师们还致力于知识的传承。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毅超回忆道:“印象最深的是郝春文老师的赠书。每年敦煌文献读书班开班,不论学员是否选课,郝老师都会赠书。一日课后,天色已黑,众人散去,郝春文老师对照手机,按照姓名,逐册写上“某某君指正”,所赠的书为《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这部书是郝老师带领两位高足合著的一部敦煌学学术史,当时刚刚出版面世,我们有幸先睹为快。在我看来,这是播下了无数敦煌研究的种子,也是薪火相传的一种形式。”



郝春文教授为赠书题字

传统文化教育首先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价值的涵养。历史学院研究团队不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传承需要,也将学生培养融入于教学与研究之中,将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位学生的心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纵观世界历史,唯有中国的历史是延绵不绝的,也正因如此,通过对历史的调查与观测,我们能够了解中国社会以前的样子,并以此为依据去描绘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图景。

未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文献整理与中古史研究”科研创新团队将基于“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汇聚团队有关中古史的文献研究成果,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放,以实现团队科研成果的可视化,普惠于历史学研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为“一带一路”发展建设提供史料支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唯有不忘“来路”,才能走好“正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科研创新团队将继续勇担历史使命,敬畏学术、追求卓越、传承文化,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史学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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