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全球化趋势拓展教育法治宽度
10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育学院承办的“教育法治联盟成立大会暨教育法治论坛”举行。会上宣布教育法治联盟成立。
强化教育法治实施体系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教授表示,教育法典是对教育领域法律规范的系统整合编订纂修,对于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教育法典编纂研究正日趋深入,教育法治联盟成立正当其时。希望联盟把准政治方向、价值取向与实践导向,服务教育法典编纂,强化教育法治实施体系研究,提炼教育法治领域的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合力打造教育法治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创新共同体,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华东政法大学郭为禄教授表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法治建设必须从教育的战略属性和政治属性出发理解教育法治的高度,基于教育的人民属性把握教育法治的温度,在历史纵深与复杂性应对的层面体悟教育法治的深度,直面科技发展的全新挑战保持教育法治的热度,着眼全球化进程中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拓展教育法治的宽度。
教育法应坚持适度法典化思路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李红勃教授认为,教育法作为领域法典,应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坚持适度法典化的思路,在形式法典汇编与绝对的实质法典编纂之间寻求平衡;既要看到法典自身必须具有的稳定性和系统性,也要看到中国教育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新情况,在两者之间尽力寻求平衡,编纂出一部可行、管用,面向未来和数字时代的中国版教育法典。
北京大学法学院湛中乐教授提出,未来以教育法典为中心的教育法律规范体系,宜采取“1+X+Y+Z”模式:“1”是教育法典,“X”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其他具有教育属性的法律,“Y”是国务院有关教育方面的行政法规,“Z”是地方性法规以及教育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申素平教授以1995年教育基本法的立法史为依据提出,当年《教育法》首次确立学生权利保护机制,我国教育行政诉讼与司法审查实践由此发端,法典编纂必须继承这一权利保护底线思维,同时厘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受教育者”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外延,为法典的逻辑自洽奠定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劳凯声系统梳理了我国教师制度改革的历史演变。他提出,在教师制度改革中,教师与政府的法律关系经历了由纵向向横向改革的进程,这一改革思路深刻改变了教师与政府、学校、学生的关系。编纂教育法典必须立足于当前教师群体的真实状况,突破传统单一的法律身份预设,通过科学的立法技术,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型教师的权利、义务与救济途径作出层次清晰、分类规范的制度安排。
应避免将人工智能相关规范全面法典化
黑龙江大学校长王敬波教授提出,教材治理存在规范依据位阶偏低、职权法定化不足、法律责任不清晰等结构性短板,应以权利保障为立法起点,推动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法定化,在坚持公益性的基础上兼顾教材的市场属性,通过分级分类管理、全链条权责配置、部门协同治理和程序性规制,完善教材治理制度体系,实现教材质量保障与多元利益的合理平衡。
东南大学法学院龚向和教授提出,传统受教育权规范难以充分回应数字时代学习场景泛在化的新需求,并主张以受教育权为法定载体、以学习权为精神内核,统合传统与数字学习权益,构建涵盖学习机会权、学习条件权和学习成功权的权利体系,按照价值目标、原则性权利、一般性权利和具体性权利四个层次设计法典规范,实现宪法受教育权规范的延续性与时代适应性的统一。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任海涛教授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与教育法典稳定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他认为,教育法典应发挥规范涵摄、价值统合与秩序协调功能,避免将人工智能相关规范全面法典化,并依据基础性、教育专属性和稳定性标准,选择性纳入国家职责、智能素养、智能教育产品与服务的教育适用性及数字基础设施等规范,在保持法典稳定性的同时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法治需求。
(朱 非)
(上海法治报电子版 2026年10月21日)
原文链接:http://www.shfzb.com.cn/shfzb/html/2026-10/21/content_150503_3939971.htm